北京6月20日电 题：天下中国学研究要增进对话，阻止“独白”

　　——专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

　　作者 曾玥

　　“中国学的天下对话·比利时论坛”于外地时间6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。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受邀出席论坛。已往数十年来，李伯重常赴西欧讲学，作为国际经济史学会建设以来首位担当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，他与西方学术界恒久坚持交流与相助。

　　近年来，天下中国学研究爆发了哪些演变
？天下中国学研究又应怎样进一步增进“对话”，阻止“独白”
？李伯重就此接受“工具问”专访，作出解答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记者：中国学与汉学的区别是什么
？天下中国学研究近年来爆发了哪些演变，您怎样看待这些转变
？

　　李伯重：汉学原指的是两汉时期的学术头脑，主要研究儒家经典，尤其是经、史、名物、训诂考证之学等。汉朝殒命之后，汉学便随之悄然。直到清朝学者建议恢复汉人治学学风，汉学再度兴起，乾嘉学派盛极一时。

大学外行抄儒家经典著作，纪念孔子诞辰。发 董鑫 摄

　　明末清初，欧洲布道士纷纷来华，他们对中国的相识主要源自其时的士医生群体，因此关注中国的文化、历史、语言、文学等方面，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，Sinology。Sinology的研究内容与乾嘉学派的研究内容相当一致，因此，用“汉学”来对应其翻译，进而形容其时外洋对中国的研究，是较量合适的。

　　随着时代生长，特殊是第二次天下大战时代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爆发了很大的改变，西方学术界不再纯粹研究中国的经典、历史、文化、语言，最先重视研究中国的现状。二战以后，更具有现代意义的Chinese Studies(一样平常译为中文/华文研究)逐渐兴起。新中国建设后特殊是刷新开放以来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一连增强，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受瞩目，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也越发周全，由此形成了中国学(China Studies)。

　　汉学与中国学有前后继续关系，但也有实质差别。前者主要研究中国的古板文化，后者主要研究中国现状。但研究现状也需要追溯历史，任何国家的现状都是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学研究的内容爆发了很大的转变，研究规模很是普遍，研究要领不尽相同，特殊是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要领之后，中国学研究在主题、偏向和手段上都爆发了很大转变。今天的中国学和古板的汉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　　记者：天下中国学研究应怎样进一步增进“对话”，阻止“独白”
？

　　李伯重：不交流一定是“独白”。上世纪80年月，我第一次到美国交流学习，其时我的英文不敷好，听不懂外洋的学术语言，我用其时海内习见的话语系统和学到的“中式英语”写的论文，人家读起来也感应不习惯，因此也就没步伐很好地与外国学者举行交流。厥后我在外洋教书和做研究，一个很主要的收获就是逐渐相识外国学者接纳什么研究要领、关注什么研究内容、保存哪些优点和缺乏，并将学到的工具应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中，再通过揭晓英文著作和文章向西方先容中国，逐渐走出“独白”的逆境。

　　中国刷新开放以来，外洋学者起劲来华做研究。与此同时，大宗外洋学者的研究效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撒播，资助更多中国学者相识外界怎样看待中国。这是一个双向的历程，双方通过直接交流更好地发明相互、相知趣互、研究相互，让天下更好地读懂中国，也增进中国更好地读懂天下。中外学术界频仍交流与互鉴，使我们得以阻止“自说自话”。

美国留学生浩志德与数十位来自天下各地的博士一起，在孔子家乡的尼山圣源书院整体诵读中文和英文版《论语》。刘关关 摄

　　2000年，在瑞典阿里尔德小镇举行的一场经济史聚会上，我结识了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扬·路易腾·范·赞登(Jan Luiten van Zanden)，我们都从事16至19世纪的经济史研究。一次散步谈天时他告诉我，他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的书，发明中国的江南地区，与荷兰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增添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。他提议我们两人相助，对欧亚这两个地区近代早期的经济情形举行较量研究。

　　受他启发，我最先学习其时西方学界刚刚兴起的国民账户系统的研究要领，并用此要领耗时10年写就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——1820年月华亭—娄县地区GDP研究》一书。2012年，我们两人在各自研究基础上合写的文章《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?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》揭晓于美国《经济史杂志》
；我的著作《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: The Yangzi Delta in the1820s》(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——1820年月的长江三角洲》)也于202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书社出书，范·赞登和柏金斯(Dwight Perkins)、霍夫曼(Philip Hoffman)三位学者为该誊写了序言。

　　至今，我和外洋各国偕行的学术来往已有40余年，我以为这是一种真正有用、很有意义的交流相助。

　　记者：从您与西欧学术界来往相助的履向来看，中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哪些共性和个性
？本次论坛的主题为“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观”，以学术交流为代表的人文交流相助怎样增进中外相互明确
？

　　李伯重：共性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。我是做历史研究的，历史学究竟是人文学照旧科学，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。天下上大大都历史学家都以为，历史学是一门科学，因此国际历史学的最大学术组织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”的名称就是“历史科学”。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还原、重构历史，使用的要领是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，征采足够的资料，用准确的要领举行剖析，以证实假设的真伪，最后得出结论。这种要领，就是科学研究的要领。

　　至于个性，各国学者受其生长情形、文化配景的影响，不可阻止会以本国视角熟悉外部天下。当我们看待同样的历史事实时，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角可能会纷歧样。但历史原来就是多元的，不应用简单的眼光去看待，正如看不到月球的背面，就永远不知道月球的全貌。因此，举行学术研究不可抱有“唯我独尊”的头脑，而要认可各国学者的研究都有其优点，应当相互尊重。我以为各国学者应该通过个性化交流讨论，逐渐形成普遍认可的看法共识，在多元历史蹊径上掘客配合纪律，将各自的共性和个性相团结，形成较为完整、准确的认知。

外国友人体验中国茶艺文化。李拾欢 摄

　　中国和欧洲的来往拥有恒久的历史，双方对相互的熟悉虽然一直增进，但也保存着若干误解甚至私见。在消除误解的历程中，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要为社会公共提供准确的知识。正若有学者提出“一切历史都是今世史”，研究历史是为今世效劳的，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，真正相识已往，才华准确熟悉今天。因此，我们还需要举行更多起劲，以增进中欧双方更好地熟悉对方。

　　像“中国学的天下对话·比利时论坛”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致力于在学术等层面上资助各国学者增进相识、相互交流，尤其是凝聚对中国学研究的共识，这有助于消除误解和私见。

　　但这是一项恒久工程，需要多管齐下。关于学者来说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就需要用相对客观和中性的要领，对中欧各自的历史和现真相形举行深入研究，在此基础上举行较量剖析，看到双方的配合和差别之处，进而战胜以往那些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熟悉误差所导致的私见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李伯重，生于1949年，1985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，系新中国建设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。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，曾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清华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
；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、密执安大学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加州理工学院、英国伦敦经济学院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、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，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、美国天下人文学中心、麻省理工学院、英国剑桥大学、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，日本东洋文库信用研究员，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》编委等。自1974年以来，在海内外出书中国经济史研究专著十余部，论文多篇。其中专著《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, 1620-1850》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，1550－1850》《理论、要领与生长趋势：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》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――1820年月华亭－娄县地区GDP研究》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天下》等，曾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异科研效果奖、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异效果奖、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、东亚(中日韩)“亚洲图书奖”之著作奖、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“优异学术奖”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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